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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尼土司历史文化·土司传奇(一)

发布者: 卓尼县党史县志办公室 最后修改时间:2021-06-08 15:48:34浏览次数:

一代土司些地

些地、傲地兄弟是藏王赤热巴巾派来安多地区征税的大臣噶·益西达吉长子的一系,二人出生于四川若尔盖叫浪道(作格浪哇)的地方。他俩聪明睿智,“些”在藏语里是智慧、聪明的意思,“傲”有坚韧、锋利的含意。

随着噶氏家族势力的壮大和一些地方势力的出现,在上下作格地方(今四川省若尔盖和甘肃甘南藏族自治州的部分地方)形成了很多势力相当、大小不同的部落。在这样的情况下,只宜于发展畜牧业的上下作格,由于受地理、气候等条件的限制,争夺草场的部落之争此起彼伏,部落之间的互相侵吞和掠夺时有发生。时势所迫,些、傲兄弟考虑到今后的发展,想借父辈在当地的影响和势力从长计议,认为仅靠单一的畜牧业是不行的。因此,他们决定率领部众另图发展。

由于以上原因,些、傲兄弟率领家室部众,重辎乏马踏上了寻找发展农业沃土的征程。当他们历经艰险走出草地,来到甘川边界的“热东巴”时,内部发生了分歧。部分人提议沿白龙江直下入住迭部沟,再图发展,而些地兄弟认为迭部沟气候温和,但山大沟深,森林覆盖面积太大,适宜发展农业的地方很少。这样,在热东巴休整了一段时间后,些地兄弟率愿从者沿草地继续前进,其他人则顺白龙江上游进入迭部沟。

随些地兄弟的这一部分,很快到了作格曼玛(今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夏河县美武、美仁一带)。这儿地广人稀,水草丰盛,是发展畜牧业的好地方。因此又有一部分人动摇了,认为为寻找一块发展农业的地方,奔波千里,如今还不知边际,不如在此定居下来,以牧为生,相传有五个小部落留了下来。途中的两次分裂也未影响些地兄弟发展农业的决心,他们径直向东迁移,初到洮州境内的达高坡暂时定居下来。此时他们的财力在长途迁徙的过程中已经消耗得近于枯竭。在这样的条件下创业是很艰难的。他们用松枝搭成窝棚,拓荒种地,经营农业。根据后来一些文献的记载,这时已不是土司的传说时代了,约到了元朝中晚期。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些地的苦心经营,他在当地的影响已经很大,加之他是藏王大臣的后裔和具有聪明的才智,受到当地汉藏群众的拥戴。在条件具备的情况下,他始兴土木,在达高坡附近修城筑堡,估计在此居住的时间不会太长。但是对于在达高坡住窝棚的这段历史,后来的历代土司都把它作为一种传统,在每年的除夕都要在衙门大堂前搭一个松棚,以示纪念先辈创业的艰辛,并以此来教育后代。

达高坡山高地凉,地域狭窄。兄弟二人仍觉得不太理想,再作计议继续向南迁居,又到了雷马沟。这儿气候温和,土地肥沃,于是作长远打算,准备于此再创业绩。

些地他们辗转千里,在达高坡没有立稳脚跟,又因发展的需要,南迁到雷马沟,其中的契机既有经济因素,也有政治因素。1253年—1295年间,还在达高坡居住时(1253年是八思巴去京的一年,1295年是卓尼寺吉祥集密殿等竣工、开光的一年),些地得知在不远的洮河岸边有座佛教寺院,寺院的主持是西藏萨迦八思巴大师的随行格西(此时可能是他的传承弟子),因此该寺在当地的影响越来越大。

当时萨迦和噶玛噶举是藏族地区两个有势力的喇嘛教派。这两个教派的领袖八思巴和噶玛拔希于1253年同时被忽必烈召见。1260年忽必烈即帝位后,封八思巴为国师,赐给他象征权力的玉印。随之元世祖忽必烈把卫藏十三万户贡赋封赐给八思巴,作为“供养”。

萨迦派在政治、宗教等方面不仅在整个西藏地区处于绝对的统治地位,而且在上自中央王朝、下至地方政府和宗教团体中都有很高的地位。因此,以萨迦派格西为主持的卓尼寺院,在当地政教界有很高的地位,并受到地方势力的青睐。这时的此地“着藏簇”部落(《明实录)称卓尼土司世祖些地属部为着藏簇)已基本恢复了迁徙途中挫伤的元气,且在当地已有很高的威信。然而,当时的洮州番部林立,具影响者就有18部之多。况且迭部只一山之隔,迭番骁勇顽强,各部落之间的相互骚扰时有发生,存在着部落之间互相吞并的危险,与地方政府也时常发生冲突。

统治阶级为了巩固其政治地位,不仅要发展生产,扩充势力,同时还要在意识形态领域寻找统治和统一人们思想的精神武器。因此,些地慕名前去寺院朝拜了萨迦派格西。格西询问了他来卓尼的目的及途中的遭遇,些地回答:“我来统治藏地,途中遇见大水的洪峰。”些地言简意赅的回答,既说明了他的目的,也显示了他的魄力,同时用“遇见洪峰”含蓄比喻所处的时势,暗示若要发展,必须迎合和赶上时代的潮流。当时,萨迦派引领整个藏区的政治、宗教,所以藏区各地方首领和寺庙集团都有依附萨迦派的一种趋势。元朝统治者为了达到统治西藏、统一全国的目的,也放弃了本民族古老的萨满教,在全国上下倡导和扶植佛教,要使人们在思想意识上高度一致,以配合其战略行动。

些地对当时时局的认识是清楚的。要使自己的势力得到进一步发展,达到各部落之间的统一,实现统领这一带藏族的目的,只有经济上的优势和政治上的权力是不够的。要实现这一目的,首先要在思想意识上达成共识。根据当时的时局,也只有依靠宗教。何况,卓尼寺的主持正是在西藏政教领域占主导地位的萨迦派格西。朝拜他,与其建立关系,才能赢得宗教上层人士的信赖,在宗教界占一席地位,扩大自己在政界的影响。

萨迦派的格西听了些地的讲述后,赞赏他的坚强意志,感叹他的艰难历程。最后格西似有所悟地说:“噢,你的后辈定像贡噶河(印度西部的恒河)一样源源不断,子孙旺盛,庶民会不断增加。从今以后,你就是藏人的首领和寺院的施主。”

从此,人们称些地为卓尼头人,他在当地政教各界的声誉就更大了。为了进步巩固他的权力和地位,统一当地部落还不是他唯一的目的。他不仅需要安定地方,同时还帮助中央和地方政府管理地方事务。因他是地方首领,有时中央和地方不得不采取“以本土之人司本土之事”的措施。于是他就有了跻身政界甚至有直接和中央政府发生关系的机会。

明代洪武四年,置洮州军民千户所,隶河州卫。些地头人之属部和地域虽不直接受洮州军民千户所的管辖,但作为洮州之外夷,受其影响很大。洪武十一年就有洮州底古族西番头目南秀节率领部落投曹国公(李文忠),南秀节是洮州“三土司、五僧纲”之一昝天锡的始祖。这种举动对各番部首领的震动很大。

在此之后,藏族地区的僧俗地方势力,都相继来到明朝的首都南京,请求对他们册封,明朝一律授给他们以新的官职。这样,明朝就把全国藏族地区置于中央政权的统一治理之下。

对于宗教,同元朝一样,明朝采取的也是利用和扶植藏传佛教的政策。但是不像元朝,只推崇萨迦一个教派,而是对具有实力的各教派的领袖人物,都赐加封号。

1379年,沐英征讨洮州十八叛番三副使,随之修筑新城,筑边墙,设暗门,防北方蒙古南下。在安抚地方、治边方面,些地部属是当时洮州卫军民指挥使司诸千户中劳绩卓著者之一。

1404年些地收服迭番18族,后来又在守护藏马交易所(茶马司)和戍边中立下了汗马功劳。

1418年,“西宁卫隆奔等簇扎省吉省、吉儿迦等及洮州卫着藏簇(卓尼簇)头目失加谛(些地的不同译音)等来朝,贡马。命扎省吉省、吉尔迦2人为指挥佥事,可鲁窝阿,失加谛等6人为正千户,你麻儿迦等14人为副千户。赐诰敕,冠带衣,币有差”,并授些地为世袭指挥佥事兼武德将军。这时的些地已是集族权、神权、政权于一身的世袭土司和教主了。

二代土司赞普

赞普是些地的长子,约于1426年承袭父职。明实录记载:

1426年4月11日,陕西洮州卫着藏簇故土官正千户些的子昝秀别贡马。

1426年4月28日,赐陕西洮州卫故土官舍人昝秀别……钞彩币表里,袭衣有差。

依据上面引文,“袭衣”是指朝廷赐给指挥千户、土司等袭职时的一种官服,说明赞普已继任了土司之职。

明代总结了唐宋以来治理民族地区的政策措施,设置了河、洮、岷、西宁等四卫,制定了汉藏共同治理地方事务的建政策略。以随沐英西征而来的汉人陈晖、金鼎兴和南京回族敏大镛等6人为指挥,授予守边和收服番部及镇压反叛有功的洮州卫藏族头目南秀节为中千户所百户,以归附明朝的原洮州达鲁花赤王星吉巴为洮州指挥佥事。永乐间授着藏簇(卓尼)头目为世袭指挥佥事兼武德将军,卓逊头目杨寿授“土官百户”。以“因俗以治”的办法,客观上收到了藏、蒙、回、汉各族和睦相处的效果。到了赞普之世,沐英平定洮州已有多年,明王朝的治边政策在唐宋元三朝的基础上有了很大变化。很多有威望的地方头目一般都归附于明地方政权,从而使得地方势力的内部结构发生了变化。政治上的巨大变革,必然波及宗教。在各地方势力受到朝廷赐封的同时,宗教也是如此,它作为意识形态的一种统治工具,从内容到形式都要符合统治阶级的意志。再说,明代不像元朝只重视萨迦派,凡是对有势力有影响的佛教教派都给予扶植,引起了各教派之间的互相竞争,因此出现了统治阶级选择有影响的佛教教派,并加以扶植为其政治服务;有影响的佛教教派则投靠强权政治得以发展自己的局面。于是“政教合一”这一时代的宠儿在卓尼土司的历史上经几代孕育终于分娩了。

赞普有兄弟4人。他做为兄长,1425年始代为父亲管理部分事务,1450年正式承袭父职,其余兄弟3人出家在卓尼寺为僧。为了适应时局的变化和宗教适应政治的需要,三弟仁钦龙布受赞普的支持和委托去西藏拜访了很多有学问的大师,学习了六庄严二明(龙猛、无著、圣天、世亲、陈那、法称等六大论师及功德光、释迦光二明)和宗喀巴及弟子的宗教理论。在基本上掌握了显密二宗的全部精神之后重返故里,对属民中易于接受和已受教化者进行了广泛深刻的佛化教育。随之于藏历“土兔年(1459年,明天顺三年)将卓尼寺原属萨迦派改宗为格鲁派(黄教),自己任寺院的法台”。

1440年2月25日,增置陕西洮州卫军民指挥使司僧纲番僧都纲一员。因此,仁钦龙布即成为卓尼寺僧纲的开山鼻祖。

宗教改革不只是凭一两个人的主观愿望能实现的,它是一定时期内出现的社会现象和政治变革的副产品。

赞普为了维护封建土司庄园的政治、经济利益,宣扬:“佛和众生的繁荣与幸福,只有依靠‘三宝'(佛、法、僧)、喇嘛和‘十善’法的规范(不作杀生、偷盗、不净行;不说妄语、离间语、粗恶语、绮语;不起贪心、瞋心、邪见)才能实现。”

于是他依靠仁钦龙布在卓尼寺的宗教特权和影响,在百姓中广传佛法,将民法和教法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体恤百姓,处治盗贼。他不仅是一位精明的地方首领,而且是一位虔诚的佛教徒。认为“积累财物是毫无意义的,用毫无意义的财物换取那有用的慈善事业的果实,才能显出其价值的所在”。他所谓的这种“果实”则是以好施善舍的行为换取民心,使得属民按神的意志接受其统治。

三代土司扎西

扎西是赞普之子,于天顺年间承袭父职,《安多政教史》和《洮州厅志》的记载相同。但没有具体袭年,生卒年月更无从考证。在丹珠尔纲目《如意宝鬘》中也认为在天顺间袭职。将天顺元年(1457年)作为他袭职的初年,到其子噶吉承袭的成化五年(1469年),也只有12年时间。在他的一生中,父亲赞普是位善于治理地方、潜心于佛教的有识之士。为了实现教化民心,圆满业果的愿望,在有生之年没有让儿子过早的继承他的事业。扎西继位后没有多少新的建树,在料理土司事务的短短几年中也没有创下流芳百世的业绩。

四代土司扎西

噶吉是第三代土司扎西之子。《洮州厅志》载:“扎什子哈节于成化间承袭。”没有具体的袭职年月。据《安多政教史》和卓尼版丹珠尔纲目《如意宝鬘》这两部藏文典籍记载:扎西子噶吉,于藏历土牛年(1469年)任法台,同时承袭父职。此时,格鲁派在西藏的势力已经很大,许多原属于噶当派、萨迦派的寺院先后归附于格鲁派。随着前藏三大寺庙集团的形成和后藏札什伦布寺的建立,格鲁派寺院在很短时间内已遍及卫藏、康、安多等地。

在安多地区,最早的格鲁派寺院要属青海乐都的瞿昙寺(该寺始建于1392年)和甘肃甘南的卓尼大寺等。这时在卓尼地区也先后出现了规模不同的很多寺院,有很多宗教职业者从西藏远道而来,到安多地区弘扬佛法,发展势力。如垂巴寺僧纲赵班麻多智,始祖阿旺罗布藏原系西藏喇嘛,于1467年人关,在洮州卫地西古务,他诵经集来僧人百余名,修建寺院。与此同时先后建立的还有圆城寺、着洛寺、录巴寺、江口寺、阎家寺、恰盖寺等。这些寺院的出现,必然会给卓尼大寺的政治地位及经济、僧侣来源带来影响。政治上削弱了它的统治范围,经济上失去了许多供施。主要原因是随着其他寺院的相继建立,自然会吸引很多僧人就近入寺。因为僧人是非生产者,不创造劳动财富,生活来源全靠家庭的接济。所以,一个僧人进入某一寺院,其家庭就与该寺建立了僧俗关系,其内容有供施关系和领属关系,原有寺院就失去了教民。

失去教民,不仅影响卓尼大寺的政治地位及经济收入,对土司的职权范围和地方性的统一都有所削弱。表面上虽然在土司的管辖范围之内,而在精神寄托上则另有所好。思想意识上的不统一,终会酿成地方的不安宁。除此,其他教派和当地苯教徒的反对势力也企图利用宗教的力量来分裂卓尼,颠覆土司政权。若土司制度被瓦解,卓尼大寺势必唇亡齿寒;卓尼大寺的势力一旦被瓦解,土司统治就会失去精神上的支柱。它们二者互相依靠,互相利用才能发展,才不会被其他势力吞并。噶吉很清楚地意识到了这一点。于是他对佛教表现出百倍的虔诚,用大量的积蓄布施寺院,施舍僧众,以便赢得教民百姓的信赖。卓尼版丹珠尔目录《如意宝鬘》对噶吉有这样的评价:“噶吉智勇双全,虔信佛法。于1469年袭父职后,使出渊博的才智,消除了敌对势力。以慈悲之心抚养庶民亲如骨肉,政治权力胜似春潮高涨,日益壮大和巩固。”

据《卓尼寺概况》一文记载,噶吉承袭土司,兼摄卓尼寺法台时,全寺僧人已达3800名。按当时卓尼寺的发展速度和规模分析,容纳这样多的僧人是不可能的。即使在卓尼土司的统治范围扩大到迭部、舟曲等地时,依民国26年(1937年)卓尼设治局的调查:“全境有10,618户,人口约在50,000人以上,估计全境户口在20,000户,僧俗民众约在100,000人左右。”其中的僧人包括卓尼寺属100余寺的僧人在内。

而在噶吉在位期间,黑番四旗还不属卓尼管辖,迭部境内苯教仍在盛行。洮州境内的各寺院初立门户正在发展和寻找政治上的依靠。所以仅卓尼一寺就有3800僧人的说法是令人难以置信的。西藏三大寺院之一格鲁派的首寺甘丹寺,在其鼎盛时期,在寺僧人的数量才达到3300余人。

事实上当时的卓尼寺没有那么多的僧人。那么为什么说噶吉时卓尼寺僧人数量达到3800呢?从整个卫藏、康、安多地区看这一问题的实质,格鲁派正处在发展的高峰,在卓尼地区也是如此,除建立上述的一些中小寺院外,各种不同的修行地几乎遍布卓尼。噶吉为了巩固他在政教界的地位,正如《如意宝鬘》所载:“使出渊博的才智”来削弱政敌和教敌的势力。这一点在卓尼土司的历史上是很突出的。可征服的就用武力,鞭长莫及者或用武力效果不佳者则用联姻的手段,建立纵横交错的社会网络。如同昝土司建立甥舅关系,昝与圆城寺僧正侯显家族传为昝侯一姓,而卓逊土司跟圆城寺又是施主关系,从而形成了三足鼎立的稳定格局。三者虽说没有并行发展,但互相利用。至于其他地方势力,也逐渐归入噶吉的管辖。

宗教方面,噶吉以虔诚为楷模,以布施为手段,虽说没有借权力的威慑,但依其在当地的势力及影响,其他寺院为了发展自己,也积极寻求和投靠政治、宗教方面的靠山。这样,卓尼境内的大小寺院纷纷归卓尼寺管理,他们的法台只有卓尼寺有权任命或委派,各寺的寺籍均受卓尼寺管理。因此噶吉时卓尼寺有僧人3800多名,是反映了卓尼境内各佛教寺院的一个综合数目,说明土司政权在政教合一的制度下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制度的强化,必然要加强意识形态方面的高度统一。在以藏族为主体民族的卓尼地区,佛教从外延上得到了发展,在内涵上加强了土司政权的控制。因藏民族以信仰佛教为主,掌握了教权,就等于控制了教民;控制了教民,自然会壮大和加强族权、教权和政权。

五代土司旺秀(杨洪)

旺秀是噶吉的长子。《洮州厅志》记载:“哈节(噶吉)子旺秀于正德年间承袭,调京引见后赐姓杨,更名洪。”《安多政教史》和卓尼版丹珠尔纲目《如意宝鬘》有相同的记载:“噶吉生有二子,长子旺秀,管理政务。”但是这三种资料都没有明确记载其出生年月和承袭的时间。

然而从当时发生的一些历史事件的纪年上推断,可将他的承袭年代缩小到更小的范围之内。

“旺秀于藏历第九甲子(壬申年)八月初八去京朝见正德皇帝”。

与《洮州厅志》载“正德间承袭”相对照,正德间,其最大时限可从正德元年(1506年)至嘉靖元年(1522年),共16年。旺秀去京朝见明武宗的时间是藏历第九甲子(壬申年),即正德三年(1508年)。可以说这时的他是以土司的身份去觐见皇帝,进贡方物,呈奏地方事务和民情的。查阅《明实录》,只有“正德三年八月庚寅(1508年9月19日)陕西番僧禄竹班丹等人贡方物、马匹,给赏彩缎有差。”由此看来,旺秀与禄竹班丹是同行而略载罢了。这样,旺秀的袭职年代可缩小到正德元年一正德三年之内,时差只有一两年。

旺秀时,卓尼土司的势力范围已有了很大的发展,他的部分家眷和主要的办事机构已经从雷马沟移居到今卓尼县城。他不仅继承了父亲的据地统治,在统领境内所有藏民的基础上,还收容了明洪武初到洮州地区屯军、屯田的一些汉民,并将他们开拓的部分土地收为“兵马田”。他不仅从政治、经济、宗教等方面控制了藏族,同时还控制了一部分濒于溃散的营田汉民,其余的屯军屯民被底古族土司昝诚(于正德十二年授世袭副千户)和卓逊土司(副千户中马守边)杨寿等收容。这样他们不只增加了百姓,而且增加了土地。在商品经济不发达和生产力落后的条件下,作为封建庄园经济,土地是发展的基础。土地越多,土地的租佃税越高,越能从经济上壮大和夯实他们的政治基础。于是在洮州地区(今临潭、卓尼)形成了大小杨家两个政教合一的封建世袭集团。

另据文献记载,旺秀有一个弟弟从小为僧,后来做了卓尼寺的堪布,在他的管理下寺院有了更快的发展。这时的旺秀在政治上已是洮州地区大部分藏族的首领,宗教方面借卓尼寺的影响,是本地区独一无二的虔诚施主,经济上的积累也很雄厚。但是,这些仍然满足不了他的愿望。作为杨氏家族在政教方面的世袭统治,要得到发展和巩固还需要一个保证,这个保证就是明王朝的赐封。15世纪初,明朝在西藏封了三大法王(大宝法王、大乘法王和大慈法王),在王以下,在藏族地区还封有大国师、国师、禅师等僧职官员,这些名号都是根据受封人所属教派实力的大小以及他们个人地位的高低,而分别赐封的。此外,还有一些地方的上层僧侣和土官头人直接到京,请求朝廷任命官职。明朝也都分别予以安置,使他们成为中央政权的直属官员。这时在安多地区的青海、甘肃的天祝、洮、岷等藏族地区出现了很多直接受朝廷赐封的地方官和土司。

据王朝礼部礼官言,至成化八年,仅“洮岷诸卫送各族番人赴京多至四千二百余人,应赏彩币人二表里,帛如之,钞二十九万八千有奇,马直尚在其外......旺秀为了壮大自己的声势,于是也在1508年(正德三年)八月初八带了很多地方特产去京朝见明武宗朱厚照。准见后,武宗高兴地说:“若在藏汉之界护政传法,为本朝的兴盛,谋有益之事业,善哉,赐姓为杨,更名为洪,要一如既往,善用智慧护汉藏黎民。”同时赏赐了很多贵重的东西。受到皇帝物质上的赏赐和荣誉上的封号,旺秀达到了炫耀其政治地位的目的。有了这张王牌就可以威镇属民,牵制各地方势力的互相吞并。且将下属的地方武装也纳人了边疆兵备之列,反映出君臣的从属关系,形成了在政治、经济宗教、军事上具有一定自治权力的地方政治实体。

旺秀自京返回以后,在多坝拉路村住了一段时间。在这段时间内,他用多年的积蓄,购置了《金刚杵》、《禅定王》、《八千颂)等佛经,潜心于佛教理论的修养研习,特别重视对《白伞盖母经》、《般若经刚要》的修习,并向寺院奉献了很多供养和布施。

六代土司杨臻

杨臻是旺秀之子。自旺秀朝见武宗皇帝赐姓为杨,更名杨洪之后,历代土司之名都冠以杨姓,凡属杨土司的藏民百姓一般都愿取姓为杨。

杨臻于1538年袭职护政。《明实录》载:“嘉靖十七年三月甲申(1538年4月9日)......陕西博峪(疑今卓尼博峪)等族番人阿鹅等......各朝贡,诏各给赏如例。”翻遍实录,嘉靖十七年间有关卓尼的记载仅此一条,但更能说明杨臻就是于是年是月领诏承袭的。

他继位的这段时间正是明王朝日趋衰败之日。自正统以后,国势日衰,屯政、马政、茶法和边备均有废弛,以“诸番”为中心的各族人民反抗明王朝腐朽统治的斗争在本地和邻近地区此起彼伏,洮州卫的土司们成了明王朝的忠实捍卫者。明王朝为加紧镇压各族人民的反抗运动,曾在成化、弘治、正德年间三度设洮岷兵备道。嘉靖十二年十二月甲申(1533年1月5日),裁革洮州守备,复设洮岷参将。“自临潭旧城堡南峪古石崖起,中经达加、甘布塔、官洛、恶藏、土桥、边古壕至八角山顶石墩,接连河州,与著名的土门关等至今遗存的边墙,闇门和24关就是这时期修筑的”。

据万历十四年七月癸丑(1586年9月3日)兵部:“.......洮岷各道创修过垣、隘口、水洞、堤岸146处,提摆石子砌头等城垣共2487丈,城堡楼台167座,......实在屯田294603顷零。”在这条漫长的防线上,仅卓尼土司长年设兵把守的闇门有达加、甘布塔、关洛、土桥闇门等。除此,还有关、隘、墩,为明王朝设下了一条重兵防线。尽管如此,土司杨臻还是看到了明王朝的没落,他为了留有后路,保存自己,袭职后就开始了修筑卓尼围城的工程。

另外,在明王朝日趋衰败的形势下,青海“蒙古土默特部领袖俺答汗是成吉思汗第十七世孙,明朝中叶,他有三万多兵马,势力很强,屡次在北方和明朝对抗。”从表面看俺答汗的势力对卓尼地区没有直接的威胁,但卓尼东接藏汉边界,西邻青海,一旦明王朝与俺答汗之间发生冲突,则战火必然波及近邻。从长计议,杨臻为了抵御俺答汗深入卓尼以及征服其他异己势力,防止土默特部东进洮州,吞并自己,积极联合周边藏族中具有一定实力和名望的土官头人,与他们立盟发誓,结成盟友,组成一个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共存亡的同盟军。这样,在卓尼地区形成了一支互相依存、共同防御的集团力量,为明王朝在西北地区少动干戈,防止土默特部南下中原,稳定西北局势,立下了不少功绩。于是,杨臻在1551年3月10日跟他的盟友们一起去京受到了明世宗的召见。在座谈之间,皇帝高兴地问道:“指挥千司,你意图依朋友或何人来做事业的施主?”问话虽然很简短,但寓意非常深刻,非常微妙。世宗的用意可能是想在言谈中洞悉杨臻的政治倾向。表面上是问他今后的发展是否依靠同来的朋友还是其他,其实质则是卓尼西邻青海,靠俺答汗也是一种可能。因当时在整个西藏地区,由于各教派的斗争,格鲁派有依靠俺答汗消除噶玛噶举的动机。当然,聪明机智的杨臻在明世宗面前说靠朋友或其他势力是不可能的,必然是说托皇恩,皇帝就是他事业的施主。召见结束后,“按各自的意愿、贡献和实力分别封为百户等,封杨臻为世袭指挥佥事,赐印一颗。在杨臻一行离京返回时又赐了很多珍贵的东西,同时下达了镇治蒙古,防守汉藏边塞的有关圣旨。”

杨臻回到卓尼后,按皇帝的旨意来治理地方,加强了对西部蒙古的防范措施,以先辈的执政持家规范发展政教合一事业,力求百姓乐业,地方安宁。但是,兴起于青海的顺义王俺答汗于万历六年(公元1578年)“以迎见活佛为名,意图西抢,因教以作善戒杀,阻其西掠,劝之回巢”。西掠未成,东抢仍然不停。俺答虏部丙兔又与火力赤等部为歹,于“万历八年七月内......纠众越河掠番,混掳汉人头畜,伤死男女六名......”丙兔作乱,势逼莽刺塘(藏语意为镜子滩,今甘南碌曲县尕海一带 ),威胁洮岷。而“......洮岷环住番族,向听土官杨臻约束,自俺答迎佛西海,致诸酋恋牧河西近复蚁聚莽刺,渐逼洮河,将为内患......诏(令)集兵防备。”至是,抚臣李汶上洮河守御十事:“修筑险隘以固边防;驱逐黠虏以抒边患;散还原戍以济急塞;联络战守以在观望;慎防要堡以固疆围;收处生番以明哨探;优抚土官以作士气;久任兵备以便责成;补给缺饷以资兵食。”于是杨臻又积极投身于阻止丙兔虏部与己争夺洮西牧场的防务之中。

七代土司杨葵明

杨葵明是杨臻之子。《洮州厅志》载:“杨葵明于万历间承袭。”至于生年和具体的袭职时间则不详。但是,可以肯定一点,杨葵明是在1584年后的某一年才袭职。

因《明实录》万历十二年六月乙丑(1584年7月17日)条载:“陕西洮、岷环住番族,向听土官杨臻约束”,说明当时杨臻还未歇职。

杨葵明从小拜名师学习,掌握了汉藏两种文字,在学有所成之后,承袭了父亲杨臻的指挥佥事之职。他对治理地方,守护茶马,保卫边塞,弘扬佛法,很有见地。依照王法、佛法和地方习惯行使千司职权,严厉打击下属职员的贪赃枉法行为,保护、劝导百姓安分守已,发展生产。

费明袭职之际,已是明万历年间,虽说其父也曾去京朝见过皇帝,但那是从明世宗到神宗万历之世,中间经过了穆宗,相隔22年。为了给明神宗加深印象,求得更高的封赐,他深深懂得进京朝贡的好处。

于是,葵明于1581年着手准备去京朝见皇帝。他先在当地营造声势,然后请洮老、纳浪、朝窝、岗梢、日岔、申札、多坝、迭当、垂巴等什尕(相当于部落)的有识之士到卓尼寺商议进京事宜。这些地方大部分在洮河南岸一线,壤接迭部、碌曲等地,与洮州卫地一水之隔。这里森林茂密,人们的性格剽悍骁勇,受汉文化及佛教影响没有洮河北岸的藏族那样深,长期以来时叛时服。葵明请他们,当然有其个人的目的。

葵明一行于1582年去京朝见皇帝。经过疏通各种渠道,终于被神宗皇帝召见。皇帝听了杨葵明对地方土务的禀奏,非常高兴,讲了很多勉励他的话,并设宴款待,同时授葵明官衣、官帽及佥事大印。神宗皇帝高度赞扬他在守边、安民方面的功绩,鼓励他继续为明王朝效力。最后皇帝又说:“那些林中生番归属于你。”这是针对随土司进京的洮河南岸纳浪等地还没有完全归化的那部分人而言的。与葵明同行者也受宠若惊,没想到杨土司竟会受到一朝皇帝如此的器重。他们聆听了皇帝的口谕,也见到皇帝对土司的重视,清楚了土司在当地的分量。

从实质上看,不知土司当时是否有意,借皇帝的赏赐,让那些随行者看到自己的实力,达到自然归顺的目的。但这对于防止丙兔东侵,在战略上起到了很大的作用。“甘肃一镇,乃洮河藩篱。自东虏丙免遗流窃住西海,每渡河而南,住牧莽刺川一带,過近洮河疆境,垂涎番族,脾睨内地,是以洮河昔年止于防番,今又防虏矣。当召土著以补所撤之......”此时,洮河沿岸的垂巴等部归顺葵明,洮河疆境胜于重兵布防,牢不可摧。

经过这次进京朝贡,卓尼土司的声誉大振。然而他并没有满足,更加注意自身的修养,对慈善事业有了更高的积极性。

八代土司杨国龙

杨国龙是杨葵明的长子。卓尼版丹珠尔纲目《如意宝鬘》、《洮州厅志》载:“于天启年间承袭父职。其弟杨国峰,照例入寺为僧。”

由于明政权的衰败、黑暗,天启时,全国各地的反明农民大起义风起云涌。崇祯以后,政治统治更加腐朽。“土地高度集中,剥削日益残重,陕甘地区连年灾荒,在陕北首先掀起了高迎祥、李自成为首的农民大起义。1637年李自成进攻四川,后沿白水江,由洮州西入‘番’,与官军转战千里,又越大雪山(临夏太子山),在河州西川与洪承畴大战,义军受挫,折回洮州,攻羊撤关,然后过临潭,东进岷州、西和、礼县山中,转战甘、宁、陕,牵制明军,进攻北京。”义军人“番”主要是为了避开官军,在明军势力薄弱的地区进行周旋,虽说对“番部”地方势力没有直接的冲击,但作为长期受明王朝保护的封建地主经济,必然受到义军“均平”思想的动摇和打击。

1637年,固始汗消灭了与黄教为敌的蒙古喀尔喀部却图汗以后,曾经化装成朝圣的喇嘛教信徒,从青海到达拉萨,与五世达赖和四世班禅秘密会见。这些蒙、藏统治阶级的政治嗅觉都很敏感,他们觉察到明朝的统治已摇摇欲坠,清朝的满族统治者虽然还未入关,但是武力雄厚,统治地区不断扩大,人据中原为期已不甚远。于是派专人去盛京(今沈阳)向满族统治者表示归顺,坐待明朝灭亡。

鉴于这种局势,土司杨国龙也非等闲之辈。他看到西藏上层已向清朝表示归顺,明朝灭亡只在旦夕。于是他在明王朝无力顾及边务的情况下,乘边备松弛,各地动乱之际,征服异己,扩充地盘,发展经济,大兴土木,修建了格萨尔王殿(关老爷庙)和卓尼寺大经堂。

因为杨国龙所处的时代是一个新旧封建王朝交替的时代,形势的发展很明显,助明灭清大势已去,不可挽回;助清反明,又不想当一朝的叛逆。所以,在此之际,他尽力维护自己所属百姓的安宁和利益。到清兵入关,推翻明朝以后,才归顺清朝,隶属于洮州厅。

与前代土司相比较,国龙的一生显得平凡,没什么特殊的政绩。他是一位特殊时代的特殊人物,明智而有远见,能使局部和整体利益协调统一,在动乱中寻求自身的发展。

九代土司杨朝梁(才旺东主)

杨朝梁是第八代土司杨国龙的长子,生于1640年,取藏族名字为才旺东主,汉名杨朝梁。朝梁从4岁起就拜经师桑吉赤烈学习藏文草书和楷书,比较精通历算知识,对藏传佛教也有浓厚的兴趣。后来又请康色哇·桑吉加措来卓尼,并委托他任卓尼寺赤哇8年。在桑吉加措大师任赤哇期间,修筑了卓尼寺周边围墙。同时在土司朝梁和喇嘛的共同努力下修建了旗步寺(纳道寺),招收了很多僧人,塑佛像,建佛塔,并举行了隆重的开光仪式。

随着佛教在本地区的发展,新建寺院不断增多,一些原有寺院僧人数量增长,对佛经的需求量越来越大。但限于纸张紧缺,长期以来多从临洮陇西、秦安等地购买,印刷一部佛经需要花很大的代价,直接影响到佛经的广泛流传和僧人的修习。加之修建寺院,铸造金顶,佛像等需铜量也很大。当地既不产铜,又不掌握冶炼技术,以往都得到河北省张家口的喇嘛庙等地订做,再从俗称四十八马站以外的产地运到当地。一件沉重的金顶从几千里之外驮运到卓尼,它的造价、运费合起来就很高了。再说清兵人关不久,明朝残余未尽,各地民乱时有发生,道途也不安宁。于是,为了减少开支,土司朝梁决定就地取材,来解决纸和铜的问题。卓尼地区森林资源非常丰富,造纸原料很多,开一个小小的造纸作坊不成问题。同时,还有炼铜的打算。《如意宝鬘》载:“于1658年阴历2月学习造纸和冶金术。”在此所讲的冶金术,估计不是指铜铁的冶炼,而是讲学习铜的熔化、锻造等技术,用来制造经堂的顶饰、佛塔及佛像等。后来土司朝梁又拿出大量的资金亲自用金粉书写了佛经(八千颂),请来善于楷书的人们整理抄写了一部(甘珠尔),费用总计铜钱736贯。他这样慷慨解囊扶植佛教的目的是很明确的,就是为了在宗教方面扬名显誉,以此来扩大政治影响。拉卜楞寺大活佛二世嘉木样·久美旺布在他撰写的卓尼版大藏经纲目《如意宝鬘》中有这样一段评述,认为这代土司“从多方面弘扬佛法,为了那些持法大德们的长寿和全区上下不断显示出吉祥如意、繁荣昌盛的征兆,以及使自己的政治统治也像须弥山(佛教传说中的一座神山)高而坚固”。因此又将从北京、理塘、卫藏请来的《甘珠尔》的不同版本作了精心校勘,并用银粉重新书写,全部费用总计耗银880两。

杨朝梁所处的时代,从整个国家局势来看,威震西北等地的明末农民大起义的战火犹未彻底熄灭,“三藩”之乱接踵而来。“三藩是清史前期的一桩大事,由吴三桂带头发动......它是一场社会变乱,一场风暴。它是清朝势力和一切反清势力的又一次较量,一场最后的角逐。陕北农民战争时期的老干将,如马宝(绰号‘两张皮')和王辅臣(绰号‘马鹞子’)都参加了。”在西藏,黄教寺院上层集团也为了权力集中,和以固始汗一系蒙古军事统治力量之间,发生了激烈的斗争。因此边务松弛,各地不服的统治者相继造反。据载,这段时间内卓尼地区发生了“术布、恶化、卡加、迭部等24部‘生番’(一般指不中茶纳马的藏族)的反叛,抢劫汉藏商客、游人,烧杀掠夺,地方很不安宁”,因此土司杨朝梁出兵收复了“生番”各部。自此,上迭部的益哇、哇巴、曼麻卡松等旗全归杨土司管辖,同早已于1414年归顺的达拉等下迭部落形成了地城上的整体统一。

1674年10月,“兰州、院西、秦州、洮州等地的汉人迎合‘三藩'事变,向当地的叛军首领吴长毛(临夏人)和王辅臣等投降,”1675年4月,据甘肃巡抚花善疏报,“西宁总兵官王进宝,兵抵兰州。逆贼出犯,王进宝击败之”,但是叛兵势如破竹,联合吴三桂四川叛部,在很短时间内将甘肃的秦州、临洮、兰州、阶州相继攻陷,官兵一时难以应付,只有下令调遣各州未叛土官,协助官兵一举进剿。《安多政教史》载:“于康熙十四年,给土司杨朝梁下了征讨反叛的军令。”但没有记载具体的时间和属于哪一级的命令。据康熙十四年四月四日塘报:“协镇陕西洮岷等处地方副总兵杨,为剿叛安民,恢复城池屡绩报造捷音,事案照康熙十三年十二月内宁羌之变巩昌府属临、兰、洮、岷俱皆从逆,全城纳钦,本协纠合本属于十四年四月三日围困两洮,攻取城池,救民汤火,解除倒悬。”

1675年4月3日,甘州的张候府,兰州部员,西宁的王重英等来函,要土司朝梁镇压反叛。此事应是在西宁总兵官王进宝抵兰州,击败叛兵以后,由甘肃提督侯张勇,总兵官孙克思等联合发给土司的出兵令。再据《清实录·圣祖实录》记载,当时在甘肃一带直接指挥镇压反叛的先后有西宁总兵官王进宝、甘肃提督侯张勇、总兵官孙克思、抚远大将军图海、巡抚花善等。“康熙十四年二月丁亥,甘肃提督侯张勇疏报,王进宝于二月二十三日,用革袋结筏渡河,大破贼众于新城地方。又有甘肃巡抚花善疏报,三月二十三日,王进宝帅师克临洮府,四月抵达兰州。”

一件为塘报事蒙临洮游府鲁,蒙发告示到职,蒙此卑职(杨朝梁谦称)遵于本月三日发兵七千名前赴洮州,围困城池,讫围困等候抚、镇、都大老爷明示间,猛然潘参将领兵出西门对敌,将卑职番兵鸟枪打死十四名,卑职不得已亦将潘参将贼兵杀死三十余名,四日,潘参将隔城又将卑职番兵鸟枪打死四名,重伤数十名........临洮游鲁府,协镇陕西洮岷等处地方副总兵杨(朝梁),康熙十四年四月初四日塘报。

四月初,洮营大旗赵自友约领百姓百十名乘机作叛,本府差头目李加谟领番兵三十名前去追赶逆贼,赵自友见兵势甚重,自溢飞崖,夺获。

四月八日,本府前差侦探消息塘马兵禀报,有岷州白副将计守备带领兵丁同百姓在野狐桥堵塞,本府随即发兵一百名,差头目李加谟前赴野狐桥追赶,讫又差人在洮州路圆山,见侦探去后,今据回称有洮州李武举约领百姓数百名在于地方横行作叛,要来救洮州城池,本府差嫡子杨威领兵一百二十名前去追赶......

据康熙十四年四月九日塘报,杨朝梁“于本年四月十日带领兵马驰赴旧洮堡围困十二日。据本堡樊守备率领乡绅士庶军民人等归顺,即日剃头,顶戴满......”

目下,洮州合郡百姓归顺......拿获首贼,杨朝梁自称理宜亲押投见,但因坐卧营盘,身染寒疾,不能视赴,故差子杨威、头目李加谟、杨都刚、杨国师、大侯完卜带领番兵七十名押解......”

康熙十四年五月闰、甲申,靖逆将军甘肃提督侯张勇等疏报:

逆贼伪总兵潘,伪副曾文耀窃据洮、河二州,番人乘隙肆掠。臣等兵至河州,曾文耀先遁。又遣土官杨朝梁攻洮州,潘败走。恢复洮州、河州二城。番人誓服归巢,待旨嘉奖。

土司杨朝梁统领番兵原系纳马番妇,自奉文公丙洮岷州至今四月之期,俱各荷戈衽申......今鹑首百结,褴褛无形,呈请于本月十九日统领赴洮,固守边隘......”

就在杨朝梁呈请率部赴洮时,康熙皇帝于6月21日嘉奖他的圣旨已到,封杨朝梁为副将佥事,并赐佥事大印一颗。

杨朝梁撤兵赴洮,原本有退居休养的想法,但在封赐和荣誉面前又被置于脑后。为了地方的安宁和维护杨家番兵的军威,他不顾年迈和转战的艰辛,又重整军容,披挂上马,奔赴另一个战场—陇西。

《洮州厅志》记载,杨朝梁因“吴逆之变以功授洮岷协副将并加世袭,拜他喇布勒哈三品世职,准袭二次。”

康熙十四年七月丁丑,靖逆将军甘肃提督侯张勇等又疏报,自逆贼叛变以来,土官杨朝梁及子杨威,矢忠报国,率本部土兵,并各族土官赵弘、昝承福等,勠力助战。于阶州、巩昌、临洮、岷州屡败贼寇,功绩最著者。

九月一日,杨朝梁等又率兵一千三百余,包围了陇西城。当地头人、土兵和村民们惊恐万状,剃头改换旗号出城投降。这时洮、河、岷三州及巩昌等地的吴三桂和王辅臣的叛兵基本上得以平服。土司父子像罗刹(天神名)参战一样,所向披靡。所到之处出现了“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大好局面。

土司杨朝梁在平服“三藩”之乱中,为地方安宁功占魁首。鉴于提督侯张勇、巡抚花善等的多次疏报,康熙帝对杨朝梁为巩固帝制,安定地方立下的不朽功绩非常高兴,并赞赏他的文才武略,又封杨朝梁为甘州城土司。朝梁考虑到甘州远离卓尼,若去那里任职,对自己家乡的政治、宗教等方面的发展没有益处,于是向提督侯张勇谈了自己的想法,想通过他疏通康熙皇帝。张勇答应了他的要求,向皇帝疏报了这件事。他说:“卓尼土司征服长毛叛乱有功,赢得了崇高的荣誉。乞怜皇上,以其意愿,重新安置。或封为洮州城的副将路程很近,本人乐于接受。”康照皇帝应允了他的请求。

又过了一段时间,康熙皇帝下旨,令杨朝梁为驻兰总尉。然而朝梁觉得年龄不饶人,精力也不足,况且多年来为国为民东征西讨,而今地方安宁,人民乐业,需要从宗教方面修身养性,以获得更高的信誉。但他不敢违背圣旨,于是亲自进京面求康熙皇帝。说“臣已落齿,恐负皇恩,居住故地,对皇上之忠,永远不移。”康熙听了他的诚恳请求,高兴地说:“若先时镇压长毛屡建奇功,使社稷安矣,而今居守故地,护汉、藏、蒙三族交界之边塞,赐尔等子孙后代都可获土司头衔,每年赏白银244两。”

在此以前土司忙于应急公事,而今吴长毛反叛已经平息。随着政治地位的提高,管辖地盘的不断扩大,他意识到以往那种地方内务松散,管理紊乱,机构不健全的局面急需改变。他为了不减少地方武装力量和军备开支,又不给百姓带来过重的负担,采取“寓兵于民”的措施,进行户籍登记,将所属百姓划分到各个军营,军营编制作为他统治地方的中层权力机构。

另外,在进行整编、清查户籍的同时,对当地的市场、粮食价格作了调查,专设六个内务官掌握市价平衡和斗行(斗行,专指粮食的粜出、籴入或收地租的专门机构)之事。

1.设平衡市价和斗行的6人;

2.设外务官4人;

3.管家3人,专理衙门内务及土司一家的衣食住行。

另外,设小头人24名。24名小头人的管辖范围,相当于解放前的内12掌尕、外4掌尕。16掌尕多数是土司庄园的庄客或者是与土司有血缘关系者逐渐发展形成的部落组织,一般处于土司统治的核心地带。

至于边远地方,为了便于统治,依照明代屯军、屯民编制设旗,不够设旗条件的地方以什尕(有阴山阳山之分)分别管理。

旗下设总管、什尕设头人各1人。到土司杨朝梁时,卓尼48旗的基本雏形已经形成。当时洮州境内的大部分藏族部落,凡在杨土司统治范围之内者,均已纳人他的户籍,编入旗和什尕的管理系统之内。从整体来看,这时卓尼土司在迭部的统治势力还很薄弱,载入户籍的只有下迭部的代古旗。

一种政治制度的强化和它的统治阶级的成熟,其标志在于它的各种统治机构和系统的不断完善。杨朝梁时期的土司制度,已形成了上自土司下至总管、内务、外务、小头人等组成的典型的封建统治集团,标志着卓尼土司在封建中央集权的分封下,在封建化的过程中从部落酋长式的头人正式进入了封建统治阶层,具有明显的封建性。

杨朝梁在登记户籍,改编地方武装,建立健全各级统治机构之后,进一步强化了统治机器,又令各营出兵,收复了欧化和卡加六部。接着用兵迭部,劝降了迭部各部落首领,收服了17部落,并派头人管理。他为了长期地从根本上统治迭部藏区,首先采取了佛化措施。因迭部地区苯教盛行,人性剽悍、耿直,若用国法政令,使其接受的条件还不成熟。因此,利用通过对佛教的宣扬,用“十善法”来约束他们的言行举止。首先用精神控制法使人们意识到行凶、妄为的恶果。先做宗教的忠实信徒,再为土司庶民。这时的杨朝梁年岁已高,再图发展,已力不从心。在这种情况下,儿子杨威虽然没有正式袭职,但好多政务已由他处理。因而朝梁很少过问政务,只考虑自己的后事。他想多年戎马征战,目的是为了政教事业的发展,虽然说剿杀的是贼盗,从教义上讲罪过仍然不小。于是他想投拜佛门高僧,修善积德,晚年忏悔,立地成佛。从扎贡修行地请来阿旺加参,在古雅山中修了一座静室,让喇嘛在这儿修行传法。土司父子对喇嘛阿旺加参的信仰非常虔诚,经常听取显、密宗的教授。依喇嘛之言,广舍布施,用金银粉汁书写了广略《般若经》多函,并在卓尼寺做了百供千供等法事,举行了集善法会,对寺院原有的佛殿、壁画进行了维修刷新。当时的卓尼寺就像土司的权势一样兴旺。这代土司采取政教合一的措施,完成了终生大业,于1692年5月去世。在办理丧事时,向各大寺院供茶布施,献给达赖喇嘛师徒的供养最丰盛,并向大小昭寺的两尊释迦牟尼佛进了千供,在哲蚌、色拉、甘丹3大寺院举行了茶供、布施,超度他的亡灵。

十代土司杨威(罗桑东主)

杨威是杨朝梁的长子,于1679年承袭父职,1681年进京朝觐。关于他的生年,藏汉文史料都没有记载,有关他的事迹在《安多政教史》和卓尼版丹珠尔《如意宝鬘》中记得较为详细。他从小拜名人高师读书,颇有学问,对佛教的信仰也很虔诚。长大后娶汉族豪门之女为妻。他的青壮年时代正处于吴三桂叛兵在陕、甘川等地烧杀掠夺,洮州、岷州、巩昌等地兵荒马乱的岁月。杨威与其父杨朝梁在1675年4月3日,接甘肃提督侯张勇等的征讨命令后,于本月初八率兵七千攻打洮州城,后又随父带兵转战岷县、舟曲、武都、临洮、陇西等地,立下了军功。经张勇等的多次申报,1675年6月21日皇帝降旨,在赐封土司杨朝梁的同时,因功授杨威“随营游击兼指挥佥事”,并赐金印一颗及官帽、官衣、绸缎等大量物品。

洮、岷、阶、巩昌等地的“三藩”之乱平息不久,卫拉特准噶尔部与和硕特部又发生内讧,互相倾轧,制造分裂。准噶尔部在其领袖噶尔丹的领导下,实力不断扩大,相继吞并了厄鲁特右翼札萨克等四部,逼走济侬,冲击内蒙古。于是康熙皇帝曾请达赖喇嘛说服噶尔丹降清。达赖喇嘛念准噶尔、和硕特部互相掠夺,生灵涂炭,多方劝阻,并前往立盟主持和好。经过康熙的劝谕和达赖喇嘛的调解,西蒙各部的内部矛盾终于得到暂时的和解。然噶尔丹自1688年起,屡次侵扰内外蒙古,直接与清军发生冲突,威胁着清朝统治。故清朝发兵,于1690年大败准噶尔部于乌兰布通(今赤峰市)。1696年,康熙帝率领大军亲征准噶尔。在清军征讨的同时,还调遣各地土官协助出击噶尔丹。土司杨威也被征调,相传他率兵到达厄鲁特西部时,当地的蒙古民众前来给土司杨威奉献骏马和整只烤羊表示迎接。这次杨威奉旨率兵征讨噶尔丹,没动一刀一枪,凯旋而归,既奉行了天子命令,又保全了与蒙古的关系。而在此时,迭部各部骚动不安,土司先辈树下的佛法没有得到发展。因此,杨威意图在这里重新发展佛教。于是派兵征讨,捕其首领,宣布法律,安民告示,将迭部沟全部收服。按父亲杨朝梁的办法,将收服的各部按军营管理,派选总管,总管之下又设年迈者协理事务。同时,按佛教法规颁布了森严的法律条规,教育人们弃恶扬善,对遵法守纪者予以奖励。

收服迭部以后,土司杨威依照旧制,设旗管理,共设22旗。

收服迭部沟,使杨土司的统治范围在原来22旗的基础上整整增加了一倍,“共辖44旗,516族,地跨洮叠二州”。

在发展佛教方面,杨威也很有建树。康熙二十年(1681年)农历二月十三日,他和几位精明的总管去北京朝见皇帝,得到康熙皇帝的多次召见。在最后一次召见中,皇帝问杨威“若乃藏人之首领,悉藏经否?”威回答说:“臣稍知一二。”这位土司对释迦教法,特别对宗喀巴创立的格鲁派非常信仰。所以他在古雅贡钦巴的协助下,招来垂巴、申札、迭当等地的苯教徒,劝其放弃异教观点,信仰佛法,否则将要以武力惩罚。就这样,苯教在当地很容易地被废除了。从苯教中脱胎而出的一些人在寺院法台处剃度为僧,从此土司也入空门,任路珠寺法台。

1685年在杨威主持下卓尼寺建了两座佛塔,新修了铜佛和阿閦佛殿。与此同时,还从河南蒙旗济依亲王处请来阿旺贡却尼玛,为土司及寺院主持等面授佛经,为各佛殿举行了隆重的开光仪式。总之,他为地方安宁,百姓乐业,佛法弘扬,花了很大的精力和财力。

1689年10月上旬,用白银640两,整理补全了《丹珠尔》大藏经,为佛教在卓尼地区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了雄厚的物质基础。

十一代土司杨汝松(摩哨贡布)

杨汝松是第十任土司杨威的长子,生于1686年。当杨汝松6岁时,父亲杨威病故,他7岁就继承了父位,时为1693年。

杨汝松7岁袭职,一切事务由其母亲和手下总管料理。然而他毕竟是卓尼土司的唯一继承人,卓尼的发展仍寄希望于他。为了使其不失众望,请来名僧高师教他学习藏汉两文,使他更早地拿握佛法知识,懂得人间世故,练就治理政务的本领。

杨汝松16岁(康熙四十一年)与阿拉善王爷之女曼香结亲。联姻也是一种政治,他们意识到噶尔丹势力的不断扩张,不只威胁清王朝,在他周边的一些地方政权也属吞并的对象。与蒙古王爷结成联姻关系,可达到保存自己的目的。

在宗教方面,杨汝松完全继承了他的家传。在发展政治、军事的同时,他认识到宗教是杨氏族权发基的根本,故经常拜请一些名僧来讲授佛教经典。他认为“假若不出现像前世父辈时政教事业兴旺发达的局面,虽主政为官又有何益!"由此可看出,他信仰佛教的真正用意,在于加强土司制度和促进佛教在这一地区的发展;他极力推崇佛教,是为了掌握统治人民的精神武器。

1709年12月间,西固(今舟曲)山后武坪24部发生抵抗清朝统治的事件。政府出兵征讨,因武坪番民剽悍骁勇,官军屡遭失败,难能取胜。在这种很难堪的处境下,向土司杨汝松求援。这时的妆松年方23岁,英俊年少,风华正茂。遇上这种大显胆略和才华的机会,岂肯错过。他一马当先,召集各旗总管及随行文书、小头儿策划了出讨事宜,调三千大军于出事地点,将谋反者全部惩服。

“1712年4月18日,武坪族头目二哥等带领山后插岗等18族头目何儿等29名来投诚。又1714年正月25日,据杨土司汝松带领番人普的文住等引山后喇子等19族头目根哈藏等48名来洮投诚,两次俱通详各宪具题,准降归于于杨汝松管理讫。”

武坪24部被卓尼土司收展以后,按建制,划分为四旗(即后来人们惯称的黑香四旗:阳山旗、阴山旗、铁坝旗、代巴旗)55族。黑番四旗的归服使杨土司的统治范围向南(四川省松潘龙安界)推进400余里。形成南北510余里,东西190余里的辖区。加上原来的44旗,共48旗16章尕、642族。

此后,又从黑番四旗及多坝等族选派8位代表,向陕西道马总督申报收服武坪24部,划分黑番四旗的详细情况。马总督又转奏于皇帝,康熙皇帝赐金、铜合铸的大印一颗及白银、绸缎、茶、布等许多东西。

1716年,土司杨汝松和弟弟国师阿旺赤列加措去京朝见了康熙皇帝,是时康熙帝将要出宫游猎,下令将卓尼土司杨汝松一行人等编入随从行列。汝松随驾出猎以后,为皇帝表演了精彩的马术和高超的箭法。皇帝非常高兴,赐予衣帽、古玩、绸缎等,并设宴款待,大赞功德。杨汝松兄弟等高兴地回到卓尼,他对这次进京能得到皇帝的赏识感到幸运。他要将这种荣誉和影响扩大到藏区很有影响的宗教上层,故请来五世东考尔活佛阿旺锁南加措,向他请教了显宗、密宗的灌顶讲经以及秘诀的教授。同时还邀请了拉卜楞寺大活佛嘉木样协巴道尔吉、色拉班智达·罗桑金巴、恰盖活佛等。

1717年,发生了准噶尔部袭扰西藏,杀死拉藏汗的事件。拉藏汗是厄鲁特蒙古和硕特部首领固始汗的孙子。因固始汗维护黄教寺院集团,战胜直接威胁黄教的蒙古喀尔喀部的却图汗,在西藏黄教寺院集团和地方政权方面享有很高的地位。拉藏汗继承其父达赖汗统治西藏。

准噶尔部自噶尔丹兵败自杀后,喝尔丹的侄儿策旺阿喇布坦自立为汗,在将近20年的时间里,以天山北麓的伊犁为中心,逐渐发展自己的实力。

1717年,策旺阿喇布坦派兵袭扰西藏。为了安定西藏地方,清政府自1718年至1720年间,先后两次派兵进入西藏。在清朝政府两次出兵西藏征服准噶尔叛乱的过程中,卓尼杨土司也被征调。据《安多政教史》载:1718年,准噶尔的军队进人前藏地区,因此土司汝松奉旨和5个将领率装备精良的500士兵抵通天河中游驻守。据史料分析,卓尼土司这次奉旨讨击准噶尔,没有正面与准噶尔交锋,只是按兵通天河畔,作为清军二线的增援部队。因出征有功,又受到朝廷的嘉奖。并分封随军将领为总兵、司兵、千总、万总等佥事官职,赐以白银,布匹等物质奖励。

接着卓尼土司又出兵收服了欧化等地。随着地盘的不断扩大,不少问题接踵而来。像下作格和迭部的撒茹、仓茹等部地处辖区边缘,鞭长莫及,有事不能及时处理,调兵遣将也非常困难。如果在这些地区发生变乱,会直接影响土司的声誉。经反复斟酌,决定将迭部的撒茹、仓茹归松州府管辖;下作格地接临夏,则归属河州管理。

随着土司统治的不断壮大,物质财富较以前丰富了许多。再说此时地方安宁,人民乐业,土司汝松半辈子的戎马生活也告结束,这时他需要的是精神财富。他把一切精力集中在对佛教的信仰方面,邀请名僧、学者讲经传法,广作佛事,渴望从佛教中寻到维护土司统治的精神支柱。他经常向家人们谈到,“假若刊印一部《甘珠尔》大藏经,不仅可以完成自己和他人的功果,也可作为对佛法的一种供养。”

因此,汝松将这种愿望付诸实施。在其夫人的建议下,免除了刻版者的税收、徭役,并封他们为达汗(有权势者,古代蒙古一官职名),鼓励刻版者尽职尽责,以此提高刻版的效率。

为了迎合和赶上佛教在整个藏区发展的势头,土司汝松从速计议,委派两位头人筹办刻版所需的木头和工具。由看仁波钦依据理塘、北京和拉萨等三种印版整理出刻版的蓝本。为了使得刻版工作更加完善,对一些错别字进行了更正,同时又请精通语法的学者作了全面的校订,最后以校本作为卓尼版《甘珠尔》的刻写依据。

各项准备就绪以后,于1721年6月4日开始刻写印版,到1731年4月21日全部刻完,历时9年。先后用于刻写《甘珠尔》的费用计白银17525两。他“向各方众生施舍了用之不竭,取之不尽的佛法布施”,为佛教的发展、佛教文化的广泛流传作出了贡献。

刻版完成后,请恰盖佛、道旦加措、看仁波钦·罗桑旦贝坚参等主持举行了盛大的开光仪式。

另外,杨汝松的弟弟,禅定寺堪布,国师阿旺赤烈加措,对卓尼地区佛教的发展也很有建树;为卓尼土司统治的巩固与发展,从宗教方面作了很好的配合。